近得由汝信、王德胜两先生主编的《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打开一看，始知并非自己原来所逆料的那样是一部多人写论文集，而是以百年美学学科学术进程为纬、以美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解决为经、围绕美学学科百年学术理路编成的一部学术史。是一部百年学术理路统其纲、“问题意识”提其领、不同学者的学术视界纷披其间的大书。以我的观感，它充分体现了“主编”精神：为中国百年美学搜根清基、把脉断理。亦即王德胜在“后记”中说：“对于20世纪的中国美学，我们既要能够对它作出一番非常考究的思想材料的归纳、整理，而且我们应该能够将它放到一种学术自身的演进上，对它作出某种知识性的考察和评估；我们不仅需要有一部能够告诉大家‘20世纪中国美学做了什么’的美学史，同时更需要能够向我们揭示这种‘做’的理由、‘做’的方式和‘做’的价值，即揭示‘20世纪中国美学知识增长方式与过程’的美学史。”
通观全书，并与相应的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史著述相比，我们会发现这本关于美学学术史的著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了“问题意识”。美学学术史与一般的美学史相比，后者侧重的是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在理论阐释上的流变，因此，它几乎被限定在了美学理论史的范围之内，学理层面的追寻相对薄弱；但后者则主要关注的是美学学科的流源和观点的变迁，并对美学学科本身在解决其自身问题时所采取的学术理路进行清理和估价。此清理和估价之标准并非是外在的观念标准，而是依据于学理规范的要求和对学术问题解决之道的科学与否，并由此呈现出美学学科本身知识的成长和演进、解决问题的理路是否恰当或解决到了什么程度等，为以后提供可靠的参照并启示后学。因此，“问题意识”是学术史的基本要求，而学理的追求则是学术史的基本目标。“问题意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术探讨本身对该学科基本问题的设定，以及对其所设定的问题的基本解决的理路，一则是学术史本身在对该学科所设定问题以及其解决之道的反思性设问。应该说本书的“问题意识”主要是第二个方面。如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美学界设定“美的本质”为核心问题，那么，学术史就不仅要陈述这一事实，而且要进行反思性设问，追问此一问题的设定之理由和知识背景，并追问此被设定的问题在当时的解决之道是否合理、是否科学，等。这一点我们可在该书第一编“走向回归之路———20世纪中国美学的提问方式”以及后面的两个专门性极强的“论析”中看到。应该说本书完全是由对美学学科之学术理路的反思性设问构成的，而对每一反思性设问的论析都有其独到之处。
该书的另一个令人称奇之处是它对问题的论析构成了一个真正对话的学术空间。中国学者好“成一家之言”，这本是学术的目标之一。但许多学者为了“成一家之言”而拒绝学术对话，甚或本来只是有一点特色便夸大为成就了“一家之言”，然后拒绝对自己的“一家之言”本身是否成立进行反思追问。于是乎学术界“山头”林立。这不是学术的成就，而是势力的成就。应该说，健康的学术发展是在对话的空间中成长的，而对话遵循的是问－答逻辑。这即是说，在对话中没有任何权威，在问－答逻辑中真正居于权威地位的是问题本身呈现及其解决，此问－答逻辑对对话中的任一方都具有规范和矫正的作用。这本“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就深具此对话的精神。这种对话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该书在对不同问题、或同一问题的反思性设问中，不同学者的探询有着诸多的差异和不一致之处，这便形成了一本书内部的一种对话关系；第二个层面则是本书作者对问题的反思性设问与他们所问及的对象之间构成了一个对话关系。与此同时，这本著作所形成的对话关系又与每一个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使读者追问“是这样吗？”
按惯例，“主编”要在其所编书中体现自己的意志，统一体例、观点，但这本书的主编却不是把自己的主编意图放在统一观点和意见上，而是体现在对问题的设问和追问问题的开放性上，这在国内学界来说是开了此类著作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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